尚达曼:建立一个更包容和有创意的新加坡

狮城脉搏

在下一阶段的发展,有两方面至关重要。我们要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创新社会。而我们也要继续建立一个具包容性的社会。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社会才能继续在世界保有一席之地,同时提高所有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我们在国际市场中,必须转换模式,从增值转型为创造价值。通过我们自身公司更多的品牌,还有同设在本地的跨国公司合作,在每个领域创造价值:发展新的、具成本效益的医疗器材、新产品或应用程序,或服务客户的新方式。

一个创新型社会必然得从年轻人身上开始。但我们必须避免一种思维,认为我们必须在教育方面做得更多,才能培养创新精神。这关系到更多的是,如何从教育中减去而不是增加一些内容。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工作。

长远来说,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采取果敢的步骤,为成长中的年轻人创造更多探索的空间,从而培养那种因独立探索而生成的原创思维。我们也必须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同侪互动,让他们在游乐场、通过舞蹈或探险,有各种形式的互动。

让年轻人从小开始互动,不仅对一个具包容性的社会来说是重要的,对一个创新型社会来说也同样重要。在一个讲求创新的世界里,最关键的不是表现最杰出的个人,而是团队。在许多有关创新的国际排名中,瑞士都排在美国前头。它虽然没有硅谷,但它是一个每个人不断精益求精,而每个工人都受到尊重的社会。也因为如此,整个团队更有创新能力,也更有竞争力。

这跟终身学习有关,而不仅是首18年至22年的教育。这也是为什么“未来技能”(SkillsFuture)是一项对未来的重大社会和经济投资。我们会在每一个新加坡人身上投资,让我们在人生中能不断求取进步,不断发掘个人全新的一面——某个强项或某种兴趣,进而共同增进我们的潜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在全岛提供资源。

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是一个重大的目标。为了年轻新加坡人、为了工作人士、为了建国一代,也为了未来的乐龄人士,我们过去10年一步一步地做出改变。累计起来,它们并非微不足道的改变。

确保出身不会决定命运

对我们的年轻一代来说,我们的公共教育制度让我们站在一个有利的起点上,其中优异的平均表现并非因为有一个非常特出的阶层。我们的普通(工艺)源流(Normal Technical)学生,表现远超全球类似源流的学生。

但为了维持社会流动性,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如同我们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看到的现象一样,挑战在于维持超越第一波唯才是用制度结果的流动性。唯才是用是一个公平的制度,但它本身不足以确保社会流动性得以持续。因此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帮助那些起跑点上条件匮乏的孩子。这才能确保出身不会决定命运。

自2006年起,我们加强对起步较慢学生的援助,聘用更多专家、缩小每班的学额、在课堂以外举办更多活动,以建立信心和恒心。我们现在对这些小学生的支出,比一般学生多出50%。

我们及早介入,我们让学前教育更容易负担得起,也在住家附近建设更多学前教育设施。我们提升了学前教育的素质,这对较低收入家庭的帮助尤其大。往前看,我们也要更注重学前教育的前几年,有关孩童发展的研究显示这最初的阶段至关重要。还没有任何社会找到不会过度干扰家庭的介入方式。我们必须通过政府措施、社区行动等,透过不同途径协助家长和孩童。

高等教育方面,我们增加了受津贴的学额,开拓了多元的发展途径,满足兴趣不同者的要求、开拓以技术为基础的提升渠道,包括应用大学项目。这种多元化的做法,有利于打造具创意和包容的新加坡社会。

纾缓工作生涯中不平等的现象

工作队伍的不平等现象又如何呢?幸好在过去五年里,薪金在最低40%的工人,收入增长最为迅速。我们落实了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在2006年推出试验性计划,并且在2007年使它成为永久的项目,随后又两度加强计划。通过政府的填补,低收入的新加坡工人现在的工资比过去高出30%。

我们的清洁工人,他们长期陷入低收入困境。除了就业奖励计划,我们推行了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简称PWM)。居民清洁工人的工资中位数,已经从820元增加到1000元,保安人员未来也会有属于他们的渐进式薪金模式。

我们也必须确保新加坡的专业人员、经理和执行人员受到公平对待。我们正在强化公平考量框架(Fair Consideration Framework),确保新加坡人有公平的就业机会,并成为每个领域的核心、拥有发展的计划,以成为全球最优秀团队的一份子。

家园与邻里

居者有其屋是我们优先关注的一个领域,我们已经缓和了房地产市场周期的波动,我们也让建屋发展局的预购组屋(BTO)与市场周期脱钩,从而确保组屋是大家能负担的。

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年轻夫妇的父母当年购买第一间组屋的时候,四房式组屋的售价是5万5000元。不过我们要记得,家庭收入中位数当年只是990元(去年是7329元)。以今年5月推出的预购组屋的平均价格来看,收入的增加自1980年起就比屋价稍快。

我们将通过定期检讨房屋津贴,确保中低收入的年轻男女有能力购买自己的房子。自2012年起,超过1800个家庭月入1000元或更低的家庭,获得6万元津贴,购买了二房式的预购组屋。津贴的金额以确保他们的公积金储蓄足以偿还贷款为依据。这比他们以现金支付租金更为理想,也同时让他们有机会拥有价值可上涨的资产。确保居者有其屋与就业奖励计划、渐进式薪金模式、累进的公积金计划,以及其他提高民众一生收入的其他计划相辅相成。这是我们必须努力落实的目标,这不只是财务方面的援助,也让他们因为拥有自己的住屋而感到自豪。

社会平等不仅仅与个人拥有自己的住屋息息相关,它也关乎共同拥有我们的邻里。这些相信是新加坡最特殊的景观:儿童游乐场、公园、河流、湖泊、小贩中心、整个邻里。林金山先生1965年向国会提呈的首个预算案,尽管当时的重点是经济上的存亡,他仍然提出多兴建10个儿童游乐场。那样的思考很早便开始了。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并不能反映出大家共同享有邻里的事实,但这是新加坡式的社会平等。很重要的是,我们避免形成在世界多个地方所看到的“隔离城市”(segregated cities)。这不只是美国巴尔的摩(Baltimore)事件,或者是法国巴黎的暴乱。它往往是一种无声的歧视,因为你住在一个被隔离的地方,形成不同的志向。我们有弱势家庭,但我们永远不能有弱势邻里,在这样的邻里,社会问题变得更棘手,也更不容易制定解决方案。

我们的乐龄人士

在为年长者提供保障方面,我们做得更多。我们改进了公积金制度,增进其累进程度。不仅是大多数人能享有的普通户头所保证的3.5%利息,以及特别户头的5%利息,还包括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下的定期津贴、NS HOME Award奖励和进入普通户头的购屋津贴。合计来看,今天一个年轻的低收入工人每年得到的普通户头利息一共是6.5%。到了65岁时,他公积金里的四成储蓄,其实来自政府。

除了为有特殊贡献的建国一代推出建国一代配套,我们也为帮助中低收入者而增加医疗津贴,并推出了终身健保计划。这是一项全面的计划,涵盖家庭医生、医院、专科诊疗所和疗后护理机构。

我们也推出了乐龄补贴计划(Silver Support Scheme)。这是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新的重要支柱。实质来看,这相等于在一个人的整个成年生活阶段缓和社会不平等的冲击。为了降低社会不平等,就业奖励计划是工作阶段的途径,在乐龄阶段,则通过乐龄补贴计划。

合计来看,我们过去10年落实的改变大大地加强了对低收入者的帮助。这在2005年已经相当显著。低收入者获得的政府转移,扣除消费税和任何税务,让他们的收入倍增。到2010年,它进一步增加三分之一。而政府援助过去五年也有所提升。(见表)

一些人说这是2011年大选的结果。我看得出这其中存在一些政治上的狡诈,但很抱歉,这不是事实。世界并非在2011年才开始,我们在比2011年早好几年前,就清楚说明我们的用意和动机,并指出这是个持续多年的战略。我们将逐步帮助孩童、工作的成年人和年长者,打造更包容的社会。我们打算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累积经验,从中学习和改进。这其实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工作事项,而不是一个2011年大选后的反应。

维持一种负责任的文化

为了让每个人在人生中有更公平的回报,我们必须做得更多。但我们必须要用一种方法,让大家通过自己的方式做出贡献,并从中感到自豪。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坐视不管,让人民自生自灭。我们也不应该不断给予津贴,因为这只会让人民失去尊严。相反的,让我们继续提供津贴,尤其是给那些先天弱势的群体,帮助他们培养强项,并得到改善生活的实际机会。赋予他们真正的能力,让他们得以自力更生、力争上游。

在一些发达社会,人民和政府之间存在一种金钱上的合同关系:我交这么多税,就应该得到这么多好处。我们也必须确保这个情况不会出现。与数十年前相比,几乎每一个发达社会的公民社会都已显著弱化。我们的社会必须维持一种责任感:个人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但我们也要有一种公民社会的责任,一种我们都感到参与其中,而个人、自愿团队和企业都主动参与的公民社会文化。

我们决不能够丧失新加坡文化,一种为下一代和子孙一代着想的文化。中国有句谚语: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这不只是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不停地为再下一代种树。这样,我们年老时也可以乘凉。

让我们在新加坡维持这样的文化。不做短期政治考量,而是一直从长期规划。这是我们走到今天的原因,这个社会为每一个公民不断自我革新改进,而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式。

本文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于8月14日在新加坡经济学会SG50讲座上的演讲摘要的第二部分。

叶琦保 曾昭鹏 何惜薇译

联合早报

2015年0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