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民生数据告诉你:新加坡选民为何支持行动党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行动党获得令人意外的高支持率及其意义

新加坡2015年大选尘埃落定,选举结果让很多专家学者大跌眼镜。因为多数人的选前预测,是行动党在国会席位上虽然肯定仍能拿到绝对多数,但总得票率应该和上一届(2011年5月)差不多,即使上升或下降,幅度都不会太大。也就是说,选民对行动党的整体支持度与上届相比不会有太大变化。我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几位本地同事(学者),以及我随机访谈的几位新加坡朋友(普通新加坡人),都持这种看法。而且他们也都感觉到反对党这次无论从候选人素质、选举造势、社会响应度等方面都比上届更强,因此给执政的行动党的压力更大。选举结果让大家大感意外:行动党不仅成功夺得国会89席中的83席,而且得票率竟然比上届(60.1%)上升近10个百分点至69.86%,达到1980年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证明选民大大提高了对行动党的支持度。(参见下图1)

尤其是,自前总理吴作栋在2001年取得1980年之后最高得票率75.3%以来,继任的现总理李显龙的选举成绩连续两次下滑,先是在2006年降到66.6%,然后是上届2011年再降到历史最低的60.1%。总理李显龙已经为此承受了不小压力,如果今年大选的得票率进一步下降,不仅是行动党,总理李显龙个人所面临的各方面挑战肯定也更大。所以,这次近70%的得票率对行动党而言是一次漂亮的翻身仗,对总理李显龙个人而言则是对其领导力的充分肯定,足以使更自信的他和行动党政府带领新加坡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解释行动党的大胜:特殊因素、民生因素、外部因素和反作用因素

媒体上分析行动党为何大胜的文章已经很多,大家通常会首先强调对行动党有利的最近期因素,也是本届选举中的特殊因素:建国总理李光耀今年3月去世,以及从年初就开始的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各种活动和福利,都增强了选民对行动党政府历史上和当前成就的认同感;其次是稍远一些的因素,即民生因素,也就是行动党政府自上届选举以来,为解决选民的各种抱怨对各方面政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选民对房价、外来移民、医疗等方面的抱怨,选民因此高票认可行动党自上届大选以来所表现出的重视民意的诚意和有效回应民意的能力;最后就是一些有可能给新加坡带来挑战的外部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例如恐怖主义威胁、世界经济形势动荡、周边国家如马来西亚政局不稳以及可能造成的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等,使新加坡选民更倾向于选择有执政经验的行动党来维持极易受到威胁的新加坡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还有分析认为,恰恰是因为反对党这次在选举中给行动党造成的压力更大,表现出更多获胜的可能,才造成中间选民,尤其是那些在上一届选举中出于同情而支持反对党的选民,更加慎重地考虑是否真地要再一次帮助反对党进一步削弱行动党。这样的反思往往让选民更多地意识到大幅削弱行动党可能为国家带来的风险,所以为求保险而决定支持行动党。这可以说是反对党无法预料的一种反作用因素。

民生指标的变化能够从宏观上解释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度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选举中行动党的得票率在所有选区都有明显上升。相应地,反对党,包括最主要的工人党和民主党的得票率在所有选区都明显下降(工人党在榜鹅东的得票率相比其在补选时的得票率也是明显下降)。所以,推高选民对行动党支持度的,是一些超越了每个选区自身特殊情况的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因素。

在全国范围内影响选民对行动党支持度的普遍性因素中,选民所关注的各种民生指标属于最基本的背景性因素,这些指标能够揭示行动党在改善这些民生议题方面的成绩,也间接显示他们在选前所面临的有利或不利形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利用2006年以来的各种民生指标来对比上届和本届大选前几年行动党所面对的有利或不利形势,尤其是这些指标在选前一年多的发展趋势,即这些民生指标及其发展趋势是否有利于执政的行动党获得选民的支持。例如,如果选前一年多物价、房价持续飞涨,选民当然更可能停止对行动党的支持,转而把票投给反对党。

因此以下将对比考察上届2011年5月大选前的2006-2010和今年大选前的2011-2014各种民生指标的情况,都是选民特别关注的民生议题,其中主要包括反映通货膨胀情况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实际工资增长率(real wage change rate)、新加坡公民的失业率、新加坡永久居民数量和在新加坡的外国人数量增长率、房价指数、政府医疗开支增长率。这些指标能反映行动党政府在上届和本届选举前在改善选民最关注的民生议题方面的成绩,为我们理解新加坡选民在上届和本届选举中对行动党不同的支持率提供一些线索。在下面的分析中,有利于行动党选情的民生指标可以用加号+表示,不利的用减号-表示。

图2显示新加坡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2011年大选前正不断加速上升,从2009年的0.6涨到2010年的2.8,而且大选年2011年持续飙涨至5.2,这对行动党的选情当然不利(-);自从2011年大选以来,CPI就开始持续下降,今年的第一、二季度的CPI竟然是负数,说明今年新加坡的物价与去年同期相比其实是下降的,这对行动党今年的选情当然有利(+)。

图2 新加坡消费者物价指数(CPI):2006-2015(第一、二季度)

图3显示新加坡人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在2011年大选前正经历一个减速阶段,2010年竟然出现了实际工资的负增长,这也能部分解释2011年5月新加坡选民对行动党为何如此不满(-);相比而言,今年选举前,实际工资的增长也正经历一个减速过程,但还没达到负增长的程度,所以,今年新加坡选民虽然仍然抱怨生活成本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实际工资增长过慢)(-),但还不至于像2011年时那么不满,因为当时的实际工资其实是不升反降。

图3 新加坡实际工资增长率:2006-2014

数据来源:新加坡统计局网站http://www.singstat.gov.sg/

图4显示新加坡公民的失业率在2011年大选前正从一个历史高点逐渐下降(因为公民才有投票权,所以仅考察公民失业率),对行动党的选情应该说是比较有利的(+);2011年以来,公民失业率继续下降,今年头两季度的失业率更是低至2%,对行动党的选情更加有利(+)。

图4 新加坡公民失业率:2006-2015(第一、二季度)

数据来源:新加坡统计局网站http://www.singstat.gov.sg/

图5的整体房价指数和图6的组屋(公共住房)二手房房价指数都显示,2011年前房价正经历持续上升,对行动党的选情很不利(-);而且2011年大选后房价其实维持了上升趋势,直至2013年第二季度房价才开始下降,持续下降近两年半直至今年选前,这说明行动党政府实施的几轮控制房价政策,包括推出更多组屋,终于见效,这对行动党今年的选情当然有利(+)。

图6 新加坡组屋(公共住房)二手房市场价格:2009-2015(第一季度)

图7显示新加坡政府对移民(成为永久居民者)和外来人口(在新外国人,主要是外国劳工,简称外劳)的控制情况。2011年大选前,永久居民和外劳的增长率其实都已经在下降,但因为增长率仍超过0,所以这两个人群的数量仍然在增长。另外,这之前的增长率都很高,积累了大量移民和外劳,让新加坡社会一时难以“消化”,造成选民的抱怨很激烈,对行动党2011年的选情很不利(-);2011大选之后,行动党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使永久居民的数量保持稳定,甚至缓慢下降(增长率小于0)。外劳数量的增长率在2011之后先是上升,从2013年开始持续下降,说明行动党政府在本次大选前两年多也开始进一步收紧外劳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这对自己今年的选情有利(+)。

图7 新加坡公民(citizens)、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外国人(non-residents)增长率:2008-2014

图8显示行动党政府用于国民医疗健康方面开支的增长率。无论是按照所占GDP的比例来看,还是按照占政府总开支来看,今年大选前都比2011大选前更有利于行动党。2011大选前两年这两个指标基本处于稳定不变的状况,选民对医疗费用太高的抱怨显然没有引起政府太大的注意(-),可是2011年之后这两个指标都有了持续明显上升,说明政府已经连年增加医疗健康开支,这其中就包括提高对国民医疗保险的补贴和配套、开办更多的诊所等,这对行动党的选情很有利(+)。

结论:在新加坡,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民生为选举之魂

表1 2011和2015 年大选前民生指标所显示的选举形势

我们用表1来总结一下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到2011年大选前,有利于行动党选情的民生指标只有一项,而不利的则高达五项;相比而言,今年大选前的形势完全逆转:有利于行动党的民生指标高达五项,不利的只有一项。整体而言,2011年大选前行动党面临着非常不利的民生指标,而今年大选前则面临着相对来说非常有利的民生指标。这说明行动党政府在2011大选后,确实积极有效地回应了选民用低票所表达的对各项民生议题的抱怨,努力调整政策,成功改善了各项民生指标,而选民在这次大选中也用高票肯定了有效回应民意的行动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低度政治化和低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民生是选举之魂。和高度政治化、强烈意识形态化的某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这未尝不是新加坡老百姓之幸,尤其是在执政党对选民的民生抱怨能够积极有效回应的情况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账号“IPP评论”)

祁冬涛

2015年09月15日